​从上海市民小日子品出城市生活大味道

从上海市民小日子品出城市生活大味道

改编自“鲁迅文学奖”获奖作家滕肖澜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心居》正在播出。该剧以“买房”为切入点，从四世同堂的上海人家，引出丰富的线索和众多的人物，衍生至社会多层面，为观众展开了具有时代温度和人间烟火的上海生活画卷。

本报转载滕肖澜与《文汇报》记者的对话，揭秘作家从小说到剧本，创作家庭情感大剧《心居》的过程和观剧体验——

看到自己的小说变成具象可感的电视剧，看到自己笔下的顾家人活跃在屏幕上，内心是怎样的感受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是我写的第一部剧本，新奇也忐忑。看着屏幕上熙熙攘攘的上海早晨，我确实挺激动，心怦怦直跳。《心居》拍得很有生活质感，这是滕华涛导演所擅长的，开始便把一大家子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。一些朋友给我发消息，“挺有上海味道”，这让我很开心。

我对上海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，刻画上海，刻画上海人，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。我希望《心居》，能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上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。上海人不会是完美的，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会闹矛盾。过日子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尤其是在文艺作品里，这些矛盾冲突会被放大。但我希望，矛盾都不是故意为之，而是从人物各自的角度，自然生发出来的，必须在戏剧冲突和人物真实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让大家觉得好看，又能感受到作品是可信的，人物是现实中可以想见的，说的是“人”话，做的是“人”事，这点很重要。

人生不易，或许是看《心居》后，给人的直观印象。我更希望大家在感慨“人生不易”时，更珍惜当下，珍惜眼前人。即使身处逆境，依然对人生抱有希望。

《心居》剧本创作与小说创作相比，有什么新鲜的创作体验？让你感到棘手的是什么，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小说完成于2019年7月。剧本创作是从2019年年底开始，写了一年半。第一次写剧本，确实有挑战。网上有人调侃，原著作者是“亲娘”，编剧是“后妈”，我既是“亲娘”又是“后妈”，有时舍不得，有时又不得不下狠手，因为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艺术形式，亲娘不怕别人背后骂，自己生的孩子怎么着都行，后妈则相对谨慎，瞻前顾后。小说可以娓娓道来，比较任性随意，而剧本则要在短时间内抓住观众，考虑得会更多。

我是一个愿意尝试新事物的人，写惯了小说，也想试试剧本的创作。剧本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。导演、制片和策划等整个主创团队都非常专业，效率也很高，每次稿子交过去，很快就有反馈，给的都是很具体的意见，即便是需要修改，也不是单纯的否定，而是会帮我一起想细节和桥段，重新架构，给了我这个“新人”很多帮助。我很感激他们，尤其是滕华涛导演，他是能快速引导编剧进入状态、找到感觉的导演。万事开头难，剧本前五集的改动次数最多，前后差不多写了六七稿，到后面就慢慢顺畅了，改得也相对少了。

《心居》从房子的“面子”，探入上海市民生活的“里子”，实打实地拍出家庭生活的镜像。电视剧中这些活色生香的生活场景是否演绎着你对“家”“心居”与“房子”之间关系与内涵的理解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是以房子为切入点，写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反映当下上海各阶层百姓的生存状态，以及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观的变化。“居”是面子，“心”是里子。“心”放在“居”前，更多的是写人们心灵的居所，而不仅是肉身上的安置。

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，但《心居》更关注的是人性和世情的变化。书写的是当下，也包括对逝去时光的回顾梳理、对未来的憧憬展望。城市里的人们，不管是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，都在艰难但又津津有味地生活着、努力着。家是小家，日子也是小日子，但只要用“心”，就能过出大情怀。

《心居》采用双女主设定，剧集以交叉蒙太奇的手法，对比展现了姑嫂一天的生活节奏，她们的关系是小说叙述的重点，也是剧情发展的动力。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创作中，你更强化了她们之间的戏剧性张力吗？你认为两位演员演出了人物丰富的层次吗？

滕肖澜：《心居》讲述了两位女性的成长。剧集以“姑嫂斗法”展开，你来我往、见招拆招。这是两位充满生命力的女性，虽然身份、境遇大相径庭，但她们都是思路清楚、行动力十足的人。所以剧集开始就有点“钉头碰铁头”“火星撞地球”的感觉。随着故事展开，脉络拉长，人物自然而然会变得更立体、更复杂。她们绝非一般意义上那种市井的“姑嫂大战”，她们的矛盾不仅是出于地域门户的偏见，更多的是两人在价值观和关注点上的不同。她们随后各自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，是“人”在自我认知和成长中必须经历的过程。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，不是非黑即白。最终姑嫂俩达成了“和解”，“我不能完全原谅你，但我却慢慢懂你了。”与对方和解，也是与自己和解。这是城市中人与人相处最终能达成和谐的一个密码：保持友好的距离，“将心比心”。

姑嫂身份性格完全不同，冯晓琴比较接地气，而顾清俞十分高冷；冯晓琴可以放得很开，而顾清俞必须“端着”。两位演员在诠释角色的时候，方式风格也不同，她们都演得很好，分寸拿捏准确，把握住了角色。

文艺作品所展示的生活情境与观众所经历的生活形成呼应，作品里的人物就如同我们的身边人。从创作实践中，你如何理解“接地气”，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呈现时代情绪和百姓生活？

滕肖澜：“接地气”在文艺作品里，其实挺难把握分寸。作品里的生活再怎么接地气，也与真实生活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说“现实主义”，不是照搬“现实”，而是作者经过自己的诠释，让作品中呈现的“生活”被绝大多数受众认可，觉得这是真实可信的。如“裸妆”是化妆的最高境界，化了像没化一样，但“裸妆”和素面朝天绝对不同。

我觉得，作者笔下接地气的生活，理想状态应类似于“裸妆”，不着痕迹地略去人人皆知的那部分，而把人与人相处的一些微妙的、真实存在却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凸显出来。

有观众评价《心居》引人入胜的是“精明却不失温热的沪上烟火”，你如何理解文学的力量在于直面真实，文学的魅力又在于抚慰人心？

滕肖澜：“《心居》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的作品。我想从这个故事里，反映出上海人的“坚韧”和“通达”。人必须“坚韧”，经历一番风雨，才能直至“通达”。

文艺作品肯定会写到苦难、矛盾、冲突，如果把作者创作时的表情画成表情包，他（她）应该是蹙着眉头，一声叹息，怀着深深的悲悯，即便是笑也是带着泪，而不是眉飞色舞、津津乐道。狗血与动人，有时候只是一步之遥，比如写一场动人的爱情，之前要有无数个细节的铺垫，不能有硬噱头，每一句话都得是恋人间可以想见的对话，场景也需是生活中的场景，看似日常和平淡，拼在一起，就是说不出的贴切。狗血可能只需要一个动作，而动人则是一个过程。作者有义务写出这个过程，哪怕再难也要写。把这世界的美和爱展现给世人，让人们始终对生活心存善念，怀有慈悲，抱有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