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为什么说“莫用三爷，废职亡家”？

为什么说“莫用三爷，废职亡家”？

清代有不少官箴，言简意赅，内涵深刻。其中，有一句：“莫用三爷，废职亡家”。意思是说，当官不能任用少爷（儿子）、姑爷（女婿）、舅爷（妻兄弟）参与公务，否则很容易丢官罢职，败家毁业，呜呼哀哉！

这条谚语，大体是从为官者的惨痛教训得来的。可是反过来想一想，清朝官场任用私人，尤其是亲属，应该是比较普遍的事情。按照清朝任职回避的制度，官员不能在当地任官，往往千里迢迢、远赴他乡，人生地不熟，两眼一抹黑，身边没个知根知底的人，确实不行。

事实上，清代衙门的职员如幕友、长随等多为私人任用。他们不需要经过政府选拔考试，只凭与官员的特殊私人关系得到聘用。

“三爷”是对官亲的宽泛称谓，不一定只指少爷、姑爷、舅爷。这些官亲一般被视为心腹，有的被委以重任，如掌管衙门库房、充当文笔师爷、署理衙门杂务等等，甚至可以指挥幕僚差役等随员，地位比较高。

官亲确实能够起到常人起不到的作用。比如，底下的许多真实情况，官吏一般不敢如实反映。而官亲身份特殊，敢于原滋原味地报告，因而成为官员了解下情的重要耳目。

还比如，官员可能有一些不便为人所道的事务，不好找下属官吏办理。而官亲与官员经常联系，了解其真实喜好和实际需要，能够贴心办事。“上阵父子兵、打虎亲兄弟”，自家人的事自家办，总是放心一些。

再加上，中国向来是家族社会，官员身负整个家族重望，不能不为改变家族的现状而煞费苦心。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，能够荫蔽兄弟子侄，也是光耀门楣、乡里夸赞的事情。所以，任用官亲现象虽受诟病，但仍然是普遍的社会底层逻辑。

然而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官亲之弊远非其利所能弥补。《居官警语》有一句箴言：“一用子弟至亲，百弊丛生”。这些离家随官或者投靠而来的官亲，很多人在家中一无恒产、二无恒业，自身也无从政之恒心，更没有从政之才，只是单纯羡慕官场威风，希望来捞一笔而已。不少人仗着亲属关系作威作福、任性妄为，让人头疼不已。

晚清大臣张集馨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四川乐山人李敦厚曾在多地做官,他到哪里,哪里就亏空。之所以会这样,与他的父亲和叔叔有很大关系。“其父其叔随任,见署中进款,无论公私,概卷入囊,便带四川置办田产。”对此,李敦厚虽然也犯难,但其父“悍然不顾”，他也无可奈何。

由于他贪污军饷,搞得兵勇家中难以生活。一次, 他在路上被一群士兵家属围住,狭路相逢，妇孺老幼一起动手，把他的衣帽都撕烂了。李敦厚是个秃子, 帽上安了个假辫子,帽子一掉,立即露出原形,“行道之人,轰然一笑。”

张集馨在地方为官，宦海沉浮多年,见惯了“为人情所累”的事。他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讲：“每思官亲背井离乡，依托宇下，无非为利，稍不遂意，便生怨怼（duì）,甚有倚势招摇，勾同丁胥作弊。”话说得很明白，这些官亲多半奔着发财来的，一旦不能如意，马上翻脸，而且期望越大，恨意越深。

官老爷就算想惩治为非作歹的官亲，但碍于亲情，下不了手。纵然苦口相劝，反令这些官亲“反目而去”，让老爷们里外不是人，真是“请神容易送神难”！

张集馨曾在官衙内贴有一副楹联：“问此官何事最忙，冠盖遥临，酒醴笙簧皆要政;笑终岁为人作嫁，脂膏已竭，亲朋僮仆孰知恩?”真是一把心酸泪，充满了对官场、官亲的无奈与愤懑。

清代乾嘉年间的绍兴师爷汪辉祖，一生在州县做幕僚三四十年，后又当了几年州县官吏，耳闻目睹，深知委用“三爷”之害。他在《学治臆说》中讲：官亲滋事，“以法则伤恩，以恩则坏法”“治婿则碍女，治舅则碍妻”，真是一针见血！

姑爷、舅爷尚且如此难缠，更别说“少爷”了。《巢林笔谈》举了两个“坑爹”的例子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诸暨县令黄汝亮故意隐瞒皇帝豁免民间积欠的恩旨，收税自肥。乾隆五十一年，平阳县令黄梅借口弥补国库亏空，盘剥百姓，时人以“黄梅时节家家苦，青草池塘处处冤”一诗相讥。

这两个县令都因“少爷”见利忘害、干预公事，父子一同被处死。

为防止官亲的弊病，一些清醒的官员提出防范措施。晚清大臣刚毅曾经编撰了一部地方官的行政法规汇集,即《牧令须知》,这是当时从政必备的工具书之一。此书规定：“若官亲难却，只可留署饱食燕居，不可干预公事，亦不可任令在外游荡，议论是非。”

邵昌保是张集馨的内兄，本身就是游幕，得知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粮道，于是前来投靠。张集馨恪守原则，把他安置在署内，每月送一份生活费，公事却概不与闻。这份为政的清醒是很可贵的。人情是人情、公事是公事，决不搅到一起。

《学治臆说》提出不少防止官亲弊病的用人之道：“至亲不可用事”“用亲（官亲）不如用友（幕友）”“子弟不宜轻令随任”等，还提出：“勿使家人有居官之乐，… …故居官时，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家居无异，女红中馈不改寒素家风，则家人无恋于一官。”

还有的知县公开出具告示：“其随任官亲，襄理家务，于公事绝无相干，……一切词讼案件，概由本县亲自主裁，旁人不能稍参末议。”如果有冒充官亲招摇撞骗的，则众人可将“造谣之人，立时拿送到县”。

封建官僚的这些观点和做法，都是发人深省的。

然而，旧式官场是个大染缸。“众人皆醉，而我独醒”很难行得通；“戒用官亲”，几乎不可能；“家人无居官之乐”，不耍特权，更是不太可能。

哪怕到了今天，有的官当到哪里，亲属的“生意”就做到哪里，好处就占到哪里。韩国前总统朴槿惠“闺蜜干政”的事，还在发生。可见，澄清吏治永远没有止境。

讲亲情无可厚非，但前提是有良知、守法度、常警醒。只有这样的亲情，才经得起岁月考验。